中阿悬疑作家对话会撷英
人大法学博士李昊英
2022年11月20日晚,第22届男足世界杯(卡塔尔)的阿根廷队与墨西哥队比赛在多哈的卢塞尔体育场举行。体育场内聚集了八万多名观众,两队球迷的欢呼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。上半场的比赛比较平淡,但下半场开始后双方都加快了节奏,梅西也数次爆发出百米冲刺的速度。
此时,梅西在中路禁区前接到队友传球,立即用左脚打出一个漂亮的阿拉伯弯刀球,穿过守门员的十指关,可惜打在了门柱上。足球反弹回来,但是没有落在草地上,而是飞向梅西,而且速度越来越快,犹如一颗炮弹。梅西大吃一惊,急忙躲闪。那足球从梅西头边飞过去,竟然反转回来,击中梅西头部。梅西倒地,昏迷不醒,立刻被急救人员抬出球场。这短暂的一幕让全场观众震惊!
这是怎么回事?这个足球怎么突然发飙?困惑不解,不可思议,难以置信,这是八万多现场观众的心理反应。工作人员找到那个足球,经过检查,发现它并无有特别之处。这真是一个离奇诡异的事件!
当地警方展开调查,国际刑警组织也积极协助,终于查明真相。一个国际赌球集团为了操控比赛结果,制造了一个与比赛用球外貌一样的足球,里面安装了一个特别芯片,可以由人无线操控,犹如无人机。赌球集团买通球场工作人员,在比赛过程中利用足球出界更换的机会,把这个特别足球送进场内,然后在梅西倒地后又趁乱把球拿走。这些高智商的罪犯最终被绳之以法。
这是何家弘日前在“中阿悬疑作家对话会”上讲的一个故事。他还说,2022年11月,他作为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委员到多哈现场观看了那场比赛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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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1日上午,国家会议中心里,一场带着推理气息的中阿文学交流轻松开场。由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、中国作家出版社、中国图书进出口(集团)有限公司、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联合举办的中阿悬疑作家对话会,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、作家何家弘与阿根廷作家吉列尔莫·马丁内斯(Guillermo Martinez)对谈。阿根廷作家、出版人芥末(Guillermo Bravo)担任主持人。现场提供了同声传译耳机,中文和西班牙语轮流响起。对话开始前,现场还播放了根据马丁内斯小说《牛津谜案》改编的电影片段,银幕上的数学命题与哲学争论随着谋杀线索展开,很快把大家带进了推理氛围。




主持人先介绍两位嘉宾,特别说了二人的专业,一位是数学家,一位是法学家。然后,他让二人谈自己的文学创作,以及与各自专业的关系。他问,数学和法学,这些看起来很严肃的专业,怎么能进入小说?

马丁内斯说,数学在自己的生命中其实是一个意外。他年轻时更想学习哲学和文学,读大学时先接触工程,后来才发现数学的美。他慢慢意识到,数学中的悖论和无穷等概念,不只属于公式,也可以进入故事。罪犯知道发生了什么,调查者不知道,只能从留下的痕迹和证据出发,一步步推测并重建事实。在他看来,数学家寻找证明的过程,与法官审查证据以及侦探拼接线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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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到犯罪悬疑小说,马丁内斯并没有把自己直接归入侦探小说作家。他说,自己的前两部作品都不是侦探小说。直到在牛津进修期间,他先想到一个故事的结尾,才写出了《牛津谜案》,把数学问题与案件调查放到同一部小说中。真正吸引他的,也不只是谜底。马丁内斯觉得,侦探小说总在追问,人怎样接近真相,表面之下又藏着什么。小说里的人在公共场合可能是一副样子,在私人生活中又是另一副样子,还有些东西连自己也不愿承认。悬疑故事里的每个人,几乎都可能成为嫌疑人。调查案件的过程,也是在观察人的双重性。

何家弘谈了自己的经历。他16岁时离开北京到黑龙江的一个农场,当了八年农民,回北京后又做过建筑工人。年轻时,他的梦想就是写小说,两年多写了近三十万字,却没有出版。后来为爱情考上大学,学习法律,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,又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。在15年时间内,法学占据了他的主要生活。直到1994年,他才重温文学梦,在教学之之余连续写了五部小说。他专业是犯罪侦查和刑事证据,因此他就写犯罪悬疑小说。不过,他的小说主人公不是警察,也不是私人侦探,而是律师。当时中国的律师很少,只有3万多人,而中国的法治进步需要更多优秀的律师。

何家弘说,他的专业对他的文学创作很有帮助。在犯罪侦查中,案件事实由“七何”要素组成,就是何时、何地、何事、何物、何人、如何、为何。案发时,有些要素是明确的,例如在某时某地发生了一起杀人案,现场上还有作案人留下的物品和痕迹。侦查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证据,查明何人,以及如何、为何。
犯罪悬疑小说也是这样。作者先讲一个案件,然后介绍相关人物,例如有ABC三个嫌疑人。作者通过讲故事,介绍人物关系,披露一些证据。比较多的证据都指向嫌疑人A,也有一些指向嫌疑人B。有些读者就会猜想,这么多证据指向A,罪犯一定不是A,应该是B。但是,作者最后给出的答案是C,而且在前面的叙事中隐含了指向C的证据,最后通过推理得出结论。如果这个推理令人信服,就能收到让读者恍然大悟的效果。

有些作者使用离奇甚至诡异的案件作为开篇,制造强烈的悬疑。这是很好的创作手法,但关键是要能合理地解释那个离奇或诡异的案件。如果作者最后给出的解释不合情理,读者就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,至少会觉得这是虎头蛇尾。
例如前面讲的球星梅西受伤的故事,就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。在足球里植入芯片是可以的,但是这个芯片怎么能让足球突然加速和转向呢?足球并没有螺旋桨类的推进装置嘛。有些作者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就去借助超能力。例如,赌球集团找到一个具有超能力的人,可以用意念控制足球的飞行速度和方向。但是,这就变成了玄幻小说,就不是犯罪悬疑小说了。何家弘说,这个球星受伤的故事是他编出来的。他还把足球发飙的问题推给马丁内斯,希望数学家能找到一种听上去更可信的解释。
根据主持人的提问,两位嘉宾讨论了犯罪悬疑小说创作中的真实性问题。何家弘说,犯罪小说可以虚构城市和房间,但案件过程不能乱写。他的小说中有一座虚构的广东城市,也写过北京某饭店并不存在的1032号房间,不过小说中的道路和地域文化尽量贴近现实,司法程序也不例外。他还提到,早年生活在东北,因此第一部小说里留下了不少农场生活和东北方言的痕迹。
马丁内斯的看法稍有不同。他认为小说里的细节不一定真的存在,但需要让人相信它可能存在。疫情期间,他无法前往巴塞罗那的一座修道院,只能根据资料想象内部结构。后来实地去看,发现墓穴和雕像的位置与小说并不相同。不过,他并没有因此完全后悔,因为原来的布局更适合故事中的隐喻。文学可以改动具体事实,但小说内在的道理要说得通。
接下来,主持人请两位嘉宾谈谈犯罪悬疑小说创作中的人性问题。何家弘说,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人性本善,正如广为流传的《三字经》中所说,人之初,性本善;性相近,习相远。不过,儒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同。例如,孟子主张人性本善,因为辞让之心人皆有之。荀子主张人性本恶,因为争夺之心人皆有之。何家弘认为,人性本恶亦本善,这就是说,每个人的本性中都同时存在恶源与善端。在社会中,特别好的人很少,特别坏的人也很少,大多数人都是不好不坏的人。因此,社会环境就是重要的因素。如果社会环境良好,很多人就会做好事。如果社会环境恶劣,很多人就会做坏事,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因此,他的小说中基本上没有特别邪恶的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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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走上犯罪道路就是一念之差。有一个真实的案例。一个出租车司机,夜里开车把一个行人给撞了。他下车看了一下,见那人满脸是血昏迷不醒,周围没人,他的车上也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,犹豫一下,就开车逃跑了。后来,他得知那个人因失血过多死亡,而且有警察到出租车公司来调查,他就逃到外地,后来被拉进一个盗窃汽车团伙,走上犯罪道路。被判刑后,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该逃离现场。如果他当时把被害人送到医院抢救,那人就死不了,他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。
还有些人是一步步逐渐走上犯罪道路的。何家弘在第四部小说中讲了一个公安局长的故事。他走上犯罪道路就是逐渐的,是从心理不平衡开始的。改革开放以后,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。让他难以接受的是: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中有一些是曾经被他送进监狱的人。那些流氓小偷现在却成了百万富翁!于是,他开始收钱收礼。朋友送一条烟,送一台彩电,送几万块钱,他就都收下了。后来,他成为一个大贪官。
马丁内斯提到疫情时期,有人觉得自己年轻,感染也没有关系,有人则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规则,保护身边的人。同样一个处境,会让人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。他还谈到制度环境对个人的影响,有些人未必天生邪恶,却可能在权力和利益中逐渐放弃原来的判断。
在一个多小时里,两位作家从各自经历谈到小说写作,又说到案件背后的人和社会环境。悬疑小说在这场对话中,不只是围绕谜底展开的智力游戏,而是直面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。
何家弘最后说,他在30年前创作了五部犯罪悬疑小说,70岁退休后全面改写,目前已完成四部“刑辩大律师”系列小说,即将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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